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颜强:足协超级罚单半张遮羞布 处罚太轻太不严肃

2020-05-22 20:32:44
2月18日,节后第一个周一,临近下班时分,传出中国足协对于反赌扫黑案相关涉案俱乐部和个人的一系列处罚,共开出38张罚单,58人受到包括终身禁足等不同程度的禁赛处罚,12家俱乐部受到各种处罚,其中上海申花10年前的联赛冠军被取消,3家俱乐部被罚款加罚分,4家俱乐部被罚款,总计罚款总额达500万人民币。   消息的发布,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,或许是磋商讨论时间太长,或许是有意选择一个新闻低峰。但互联网上还是嘘声一片,几乎每一个高人气的社交媒体上,都一致认为判罚太轻。于是第二天主流媒体再跟进新闻时,得出的结论也都是“处罚太轻”。   中国足协开出这些罚单,采用的仍然是单向传播的封闭手法,足协新的掌门人张剑也没有面对媒体。整个处罚过程,跨越年前年后,据说足协和各俱乐部有过多次协商,比如受罚者延边俱乐部,延边当地体育局的领导就一直在北京斡旋。如果这些处罚是为三年来打假扫黑杀赌反腐的努力作结,那么它不仅仅是“太轻”,而是太不严肃。   处罚轻重与否,对比一下类似的国际足球案例,自可知晓。2006年意大利足球发生“电话门”事件,长期通过控制裁判而获取对本俱乐部有利条件的尤文图斯,案发后被连降两级。以此作比,不少中国职业俱乐部要比“电话门”案情更加恶劣。再往前追溯,1964年,英格兰国脚托尼·凯和两个谢周三队友一道,投注自己参加的本俱乐部比赛输球,三人被认定有罪,凯被判罚款150英镑、入狱4个月。他出狱后,英格兰足总对他终身禁赛。   托尼·凯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第一个被法庭认定打假球的人。从现代足球起源开始,假赌黑的现象就从未间断过,托尼·凯被定罪,在英国产生连带社会效应,不仅是对后来违纪违法假球参与者的警示,更触动了英国对博彩业的改革。1968年,英国博彩法案允许开设公共赌场(Casino)。博彩合法化,才是对假赌黑最强有力的还击。   “电话门”和托尼·凯这样的他山之石,对于中国足球旷日持久的反腐风暴,似乎没产生多少借鉴作用。足协开出超级罚单,只不过是在足协以及国家体育总局权限内的罚单;罚单产生过程中,还要和各被罚对象的充分沟通;罚单宣布后,上海申花立即跳出来表示不满,“取消冠军可以,罚分罚款怎么没先告诉我们,否则就不玩了……”   我们简直要赞扬中国足协的民主作风。这么多厅局级单位,恐怕只有中国足协一家,在做出严肃的行业管理处罚决定时,对过失一方如此谦和有礼。但你不得不再次对这样的行业管理机构,或准确地说,这样的行业主管政府部门,感到失望——但凡还有半点权威声望,都不至于在处罚过失方时,低三下四如此。上海申花的抗辩如果属实,那么处罚过程中,当权者还有欺诈嫌疑。   处罚或轻或重,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处罚是对未来侥幸者警示,树立行业案例。从这个角度看,这次罚单的产生过程,比罚单本身更失败。中国足协及其领导部门,仍然想将足球控制在自己权限内,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,殊不知假赌黑之滥觞,已经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都承认的体育头号公害。2月4日欧洲刑警组织宣布对600场比赛展开调查。职业足球最发达,社会法理程度也更高的欧洲尚且如此。   在假赌黑面前,足球如果只依靠行业内的力量,不可能独善其身,因为足球太受欢迎,牵涉到的利益太大。几个房地产商,就能让中超回暖,这既是足球魅力所在,也让足球更加脆弱。   这样一个社会产业,没有社会性的参与、管理和监督,不可能纯洁干净。足协的罚单,连遮羞布都算不上。   (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专栏作家 颜强 注: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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